2010-11-18

記「見證與反思」

記「見證與反思—台德人權博物館實踐經驗交流論壇」
Testimony and Interspection :Experience exchange of Subject of Memorial Site 2010.11.14

文/潘蓓臻

         這場論壇的主題從中文來看是「人權博物館」,不過英文卻指出「memorial site」,我認為以「紀念場所」來稱呼其實較為合適,於是我傾向於簡稱此論壇為「台德人權紀念場所實踐經驗交流


圖1

      
         人權教育輔導群在今年有兩項活動是前往位於新店市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舉辦,前一項是在年初2月5日輔導群委員大會暨專題研討(開放參加),另一項是由輔導群規劃、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三峽院區)承辦的「人權教育輔導團領導人研習」戶外參訪(10月19日)。19日的國教團戶外研習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林世煜顧問為人權團的召集校長們導覽。巧合的是景美高中也向園區申請於19日進行戶外教學。國中小校長和「青春無敵」的高中女學生,年紀約有20至30歲的落差,加上擔任園區導覽工作的年長志工(白色恐怖時期受害者),不同世代在那一天在園區有了短暫交會。


         另外我們也得知有縣團有意安排於明年前往台東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參觀。巧妙的是綠島國中恰是台東縣人權國中團的召集學校。


         這是已知人權教育工作者將台灣人權紀念場所使用於教學研習上的實踐經驗之一。(其他實踐形式包括例如鄭南榕基金會所舉辦的高中、國中小學人權教育校外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比賽,深具鼓勵性質)


         綠島人權園區於2002年12月10日舉辦開幕典禮,景美人權園區約於2007年11月開始營運。若以粗略的觀察印象來說,許多去過綠島觀光的國人未必知道人權園區的存在;許多人或許知道景美夜市,但不知道有景美人權園區。這表示人權園區在設法拓展國人的認識,以及使參訪人數成長,仍有其需要努力的空間。


        未來國中小教師如何細緻地將人權紀念場所列為可用的人權教育教學資源?如何轉化、融入於學習領域的課程教學?而教育機構、學校體系和場所營運單位之間如何保持良好的合作?對此,德國經驗是很寶貴的借鏡。以下我從關切人權教育的出發點,整理本次論壇三位德國專家的發言內容。


        德國霍恩舍恩豪森紀念館(Berlin-Hohenschönhausen Memorial)館長Hubertus Knabe博士介紹該紀念館過去是中央監禁所,現為獨立的基金會,所需財源一年預算是200萬歐元,其中一半來自政府補助(聯邦政府和柏林邦政府各負擔50萬歐元),另外一筆100萬歐元來自館方販售門票及相關產品的收入。為參訪者服務是工作人員的核心工作,而學校教師與學生等參訪人數的成長,是館方很重視的觀察指標。館內有12名正式員工,包括4位教師(他們有一半的時間在學校服務、另有一半的時間在紀念館工作)。基於人權教育的目的,工作人員不斷的構想「如何吸引國人前往參觀」及「透過哪些活動形式吸引參訪者」。

        關於「德國如何培養學生對政治發生興趣?」的提問,德國聯邦文化、媒體部K43副處長Christian Freiesleben表示:

1.德國政府設有「聯邦政治教育中心」,經常性的針對政治議題,透過刊物、書籍、影片甚至手機可以下載的應用程式,提供資訊給學生,試圖引起學生對政治的廣泛興趣。

2.從6年級開始,學校教育有「政治」這門課。

3.德國聯邦議會有「民主公車」,巡迴到全國各校展覽。

4.公立廣播電台及電視台的設立規章,訂有媒體的教育義務,以及保證政治教育內容應維持良好品質的責任。公立媒體的經費來自政府補助以及使用者付費。

5.部分私立(民間)基金會辦理政治活動,例如選舉時安排年輕人與議員對話、討論重要議題,例如最近備受重視的議題是許多德國年輕人上街頭抗議核能廠繼續營運的政策。

         Jörn Mothes (Mecklenburg-Vorpommern教育、自然科學暨文化部門主任)不贊成紀念場所的展覽內容是一般性的美術展覽。他提到德國有一處紀念場所在過去是火箭工廠,可以介紹的展覽內容包括三個層次:

1.如何開發火箭技術?
2.火箭技術所帶來的傷害
3.被強迫勞動的人被命令開發火箭技術的經歷

         Jörn Mothes說人權紀念場所的設立目的是為了促進人性 和諧生存,克服社會的分裂;雖然德國尚未達成此共同願景,但仍然為此持續努力著。對於轉型正義,他認為前提條件是:

1.恢復受害者的尊嚴
2.加害者要承擔起責任。

要達成以上目標的關鍵是:國家須公布真相、公開檔案。

圖2

以上先簡單記述三位講者整體談話中的部分內容,包括紀念館的營運方式、目的,以及德國教育的簡略概況。以下則依講者順序整理簡要的發言內容。

一、德國的紀念場所─法律與歷史觀點

         第一位發言的德國聯邦文化、媒體部K43副處長Christian Freiesleben,是政府職員,於公部門從事文化工作。他介紹德國是聯邦制,全國有16邦,聯邦政府本身並未擁有土地。國土都是各邦領土。以2007年數據資料而言,全德國約有70億歐元用於文化工作,其中大約11億歐元來自聯邦政府。所謂文化涵蓋很廣,在德國文化政策中,包含了歷史─政治的教育和紀念地的工作(書面資料第26頁),也就是說紀念地、紀念場所也囊括於文化的概念之下。

圖3

因為20世紀發生兩個極權主義的結果,於是不能再以純潔正面的歷史觀點,對於歷史的黑暗、負面的部分,也必須引以為鑑。德國之所以邁向新的紀念文化,其實是漫長過程的結果,過程包括「恢復受害者的尊嚴」、「承認受害者痛苦的遭遇」。促使德國能夠邁向新的紀念文化,有兩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是1970年西德總理布朗特赴波蘭訪問時,特地前往首府華沙市區內的猷太人隔離區紀念碑(Willy Brant的華沙之跪─Willy Brandt Kniefall),這意味著「聯邦政府對於歷史擔負起政治上的責任」。東西德統一則是第二個轉折點,因為兩德統一後發現雙方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處理國家的歷史。在1986年西德史學界熱烈討論納粹的歷史,在東德則完全不同。東德政權利用歷史,紀念場所的設立受政府意識形態的影響,是為了營造東德的迷思,使人民相信東德是反法西斯的國家。



2008年聯邦政府的紀念場所方案(projektförderung)確立了選擇場所的標準,包括:和德國不幸的政治迫害有關的負面場所,以及有正面歷史的記憶場所。據此全國約有20所重大紀念場所可獲得聯邦長期的補助。這些紀念場所的預算有50%來自聯邦政府的補助,另外50%須由地方政府籌措。


除了長期補助之外,聯邦政府還有1000萬歐元的「專案補助」預算,對象是具有全國性或國際性等有一定代表性的紀念場所所推出的專案計畫。資助標準同樣列於「紀念場所方案」。這些資源挹注於文化工作,目的是為了加強社會對過去歷史的記憶,為社會大眾提供知識。基本上假設民眾有足夠的理性去瞭解過去的歷史,紀念場所容易發展成教育中心,能促進社會對反極權的共識,推動人權教育。

對於人權紀念場所的行政管理,德國政府建立了法律基礎。對於展示內容與責任,建立完善的制度與結構框架。基本上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政府也很少干涉內容。

德國經驗中,許多紀念場所是由民間發起,形成對政府的壓力後,才促使政府有所因應。例如曾有一位藝術家,在人行道嵌入銅板,每一個銅板上面刻有受迫害的猷太人的姓名、被抓的日期、地名。

二、監獄博物館營運─柏林─霍恩熊豪森紀念館簡介


Hubertus Knabe館長說,倡導和平反戰的博物館,在德國早已行之多年,不過在二戰期間曾被迫關閉。通常一般民眾傾向於要遺忘;政客、民眾也可能將紀念場所視為「麻煩」。當在國內發現有這樣孤立的感受時,Hubertus Knabe館長建議可透過國際交流,加強力量。這同時也突顯民間角色(非政府官員)的必要。

德國基金會有其獨立性,但這是要不斷的爭取,如同自由也是得靠不斷的爭取才能獲得。館內目前有12位全職員工,50多位義工,義工多半是過去的受害者(講者的書面資料及館網附有詳細的組織人事介紹包括董事會、學術諮詢委員會)。館長說有人開玩笑說他的工作是典獄長,詢問他每天前往監獄上班的心情如何?他說,當看到館前停下多輛遊覽車、來了很多學校學生時,他上班的心情自然好。


            
(圖5為Hubertus Knabe館長20042月迎接第50萬名訪客)

館員的工作核心,是為參訪者提供服務。館內已支出1500萬歐元的整修費,包括給遊客使用的設施、建築本身的維修和排水系統等。義工通常是由受害者擔任,館方對他們有提供輔導與培訓,使他們具備導覽能力。館方會選擇合適的義工人選,不過心理創傷嚴重者在導覽時會有風險,就可能被評估為不適宜。義工是有薪的,一小時20歐元。通常會採取一位受害者為一位學生導覽的模式。芳受難者用出版品向參訪者念出受害者的紀錄,這是日常導覽活動方式之一。


自建館以來已有200多萬名訪客 。館方會為學生安排專門的活動,幫助學生了解館內的情況。同時也會邀請學生撰寫參訪文章,並為徵文活動舉辦頒獎典禮。學校教師也曾反映,學生在參觀紀念館後,上歷史課時更認真了。館方也會邀請學校負責學報的學生記者到館內作採訪實習。例如學生記者曾經採訪教育部長,詢問部長為何在學校課程中很少講到人權教育。

今年館長的新目標是希望建立青年活動中心,但此方案被聯邦政府以財務問題加以否決了。

在活動形式上,為吸引民眾,館內也常辦理特展。主題包括受迫害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員或受迫害的藝術家,但「主題特展」的觀眾可能就會是特定對象。另外也會舉辦大型會議、論壇,藉以樹立紀念館的品牌形象,利於推廣紀念館。其他還包括邀請受害者參與話劇演出,新書發表會或研討會,例如將在今年12月9日辦理有關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研討會,選擇12月9日是因為隔天12日就是諾貝爾頒獎日的緣故。有時也透過例行的紀念活動,例如個人或團體向紀念碑獻花。還有透過移動式監所展覽車去各校巡迴展出。館內還有保存當年運送囚人的列車車廂。館內也有常設展。


館方也很重視公關工作,這是為了讓社會瞭解有德國這間紀念館,目標在於:讓德國每一位民眾至少聽過這間紀念館。館方會主動與記者連繫,定期舉辦記者會。館方不會迴避敏感的話題。例如當社會出現美化獨裁者的言論或事件時,館方會相當重視並主動聯繫記者對該事件或言論進行反駁。而能對這些現象能提出批評的先決條件是,館方的獨立性。政府不能任意干涉紀念館的營運,而機構可能隨時都在爭取的獨立性。社會必須建立這樣的共識。


Hubertus Knabe館長此次參觀台灣綠島人權園區和景美人權園區時,發現遊客很少,這令他覺得很可惜。


三、人權紀念場所對社會的意義


Jörn Mothes來自德國東北部的Mecklenburg-Vorpommern(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邦),此邦經歷過三個歷史時期:12年納粹時期、一次大戰後成為蘇聯占領區、東西德分離40年。它的北面有很長的海岸線,東面與波蘭接壤。從Mecklenburg-Vorpommern的海岸線通過波羅的海可以逃往瑞典丹麥等地,因此過去海岸線地帶發生很多人權迫害事件。當年民眾在當地發起和平革命,占領全部中心後,民眾率先主張要保存政府檔案。Jörn Mothes認為在規劃紀念場所之前要先將概念弄清楚,對於法律概念不能模糊,對於人性尊嚴不能淡化。紀念場所或文件的收藏或學術研究,或歷史記憶的教育,都必須做到「受害者尊嚴的恢復」。Jörn Mothes反對紀念場所定位於籠統的文化園區。


德國和台灣白色恐怖相同的一點在於,不同時期的迫害目的和手段有所不同。Jörn Mothes解釋在德國有1950年至1960年代,以及1970年至1980年這段時期。在海岸線、在邊界線,許多民眾被射殺。不同時期的受害者情況、被迫害手段及受害記憶會有所不同,而同樣的一處紀念場所要如何滿足不同受害者的期待,這是要克服的一項挑戰。

Jörn Mothes也說紀念場所名稱要確切,名稱會影響民眾的參訪意願。這在台灣也有類似的爭議問題。紀念館要吸引學生參觀,本身要先做好準備,政治受害者的言說要能和館內設備連結起來。館內可以製作語音導覽,邀請高齡受害者事先錄下解說內容。

比較臺德的轉型正義,Jörn Mothes認為德國有針對戰犯進行審判,以及東西德統一,這是和台灣不同的地方。他認為台灣比較類似於西班牙、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國家,舊政權菁英繼續掌權,轉型正義是透過長期改革逐步進行。轉型正義的關鍵是國家要公布真相,檔案要公開。使社會瞭解真相,記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


圖7

圖1:99.11.14會場照片
圖2:99.11.14會場照片
圖3:(德國)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EU-Germany.svg
圖4:(華沙之跪)圖片來源: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image.cfm?image_id=161
圖5:(迎接第50萬名訪客)圖片來源:http://en.stiftung-hsh.de/page.php?cat_id=CAT_245&con_id=CON_851&page_id=489&subcat_id=CAT_245&recentcat=CAT_231&back=1&special=0&html=0
圖6:(學生獻花)圖片來源:http://en.stiftung-hsh.de/document.php?cat_id=CAT_250&special=0
圖7:論壇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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